卞毓麟，1943年7月生，1965年毕业于南京大学天文系，在中国科学院北京天文台从事天体物理学研究至1998年3月，1998年4月到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，现任版权部主任，1999年4月起任上海交通大学科学史和科学哲学系兼职教授，现为上海天文学会副理事长、中国科普作协翻译工作委员会副主任。
57岁，完全可以过悠闲的日子，但是他没有，却“改行”以满腔热情投身到出版界，为开辟另一片天地努力拼搏，这就是我国天文学家、著名科普作家卞毓麟教授，他从中科院走到出版社，由作者变成编辑。
他少年时代就爱看一些关于大自然的书，其中一套叫《幼童文库》的令他至今都记忆犹新，那套小小的“百科全书”什么都有，每本书都很薄，但每张纸倒是厚厚的，彩色的图画很美丽，书中说到地球绕着太阳转，月亮绕着地球转，还有水星、金星、火星、木星等行星。少年的他就爱上了天文学，凭着对天文学的浓厚兴趣和优秀的学习成绩，如愿以偿的考上南京大学的天文系，毕业后分配到中国科学院北京天文台工作，从事天体物理学研究，发表学术论文和科普著译的目录就达30多页。
卞毓麟从事科普创作20多年，参与编著、翻译的科普图书有70余种，发表的科普文章约400篇，累计字数近400余万。他的读者从刚识字的娃娃到非本行的科学家都有，读过《语文》课本中那篇饶有趣味的短文《月亮——地球的妻子？姐妹？还是女儿？》的中学生们，都能说出“卞毓麟”。他的科普佳作不仅熔科学性趣味性于一炉，且极富人文色彩，如《恐龙·陨石及社会文明》、《“水调歌头·明月几时有”科学注》、《莎士比亚外篇》等，无不描绘着科学与文化一个个闪光的交点。他曾多次获得表彰，中国科普作家协会表彰他为“建国以来，特别是科普作协成立以来成绩突出的科普作家”；在1996年的全国科普工作会议上，他又被授予“全国先进科普工作者”的称号。
卞先生历来认为“科学家作为科学传播链中的发球员，奉献于科普实属责无旁贷”。他坚持不懈地通过各种途径努力向公众宣传科学知识、科学思想、科学方法和科学精神，社会效果显著。他认为现代人时间紧迫，社会公众需要了解新的科学进展，但又没有时间来啃一本本大部头的书，除了撰文著书外，还常在各种场合作科普演讲。早年他曾在海拔5000米的喀喇昆仑山上向边防战士讲解天文知识；1997年赴漠河观测日全食途经哈尔滨时，曾给当地近2000名中学生作关于日食的科普报告；同年中秋节，他又给1700名中学生讲了火星探索的最新进展。他曾是北京市教育局和北京市科委聘请的首都青少年校外科技导师，以及北京市三所中学的科技辅导员。
有名望、有成就的他为什么“改行”呢？他说，科学宣传与科学普及做得好不好，对社会进步影响很大；中国的科学普及宣传实在还太少，这真是科学资源的浪费。现在投身到出版社，可以更有效地把更多优秀作品推向社会，传送到读者手中。他还讲了一个小故事：20世纪20年代，有一位著名的登山家攀登珠峰，快到峰顶时，被狂风刮走，从此失踪了。在他开始登山之前，有一位女士问：你为什么非要爬那座山？探险家说：“因为它在那儿”。卞毓麟说科技出版事业就在那儿，就是需要人去干。
曾经有朋友劝过他，“改行”当编辑不值得，但他不认为这样。他说，有很多选题策划，都来自于编辑，一名优秀的编辑应该成为使人们的精神生活变得更美的“时装设计师”。他还说，作为一名科普作家，每年写上一两本、甚至三本书，能写好，已很不容易了。现在由他组织、从他手里编辑加工出去的好书，一年可能是5本、10本甚至更多。对整个社会而言，很难说这样做的贡献不如以前，实际上，很可能是贡献更大了。
他的同事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的副社长张英光说，卞教授来到上海科教社后创建了该社的版权部。在短短的2年多时间里，他与版权部的同事们齐心协力，推出了在社会上引起很大反响的“哲人石丛书”，现在已成为图书市场上的热门品种。张社长还说卞毓麟为策划“名家演讲录”丛书分秒必争、殚精竭虑，如今这套别具一格的科普精品已经出了20种。他对培养年轻编辑也很用心，每当版权部来了新人，他都会向新来的同仁送上一本老出版家叶至善先生著的《我是编辑》，并亲笔写上“向至善老学习，与某某人共勉”的话语。他也十分乐意介绍年轻同事认识他的科学家和科普作家朋友们，还经常同年轻编辑交谈如何约稿的心得。看到年青人的迅速成长，他感到由衷的高兴。
科学时代需要更多像他那样对科普事业一往情深、不断奉献的科技和出版工作者。卞毓麟，1943年7月生，1965年毕业于南京大学天文系，在中国科学院北京天文台从事天体物理学研究至1998年3月，1998年4月到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，现任版权部主任，1999年4月起任上海交通大学科学史和科学哲学系兼职教授，现为上海天文学会副理事长、中国科普作协翻译工作委员会副主任。
57岁，完全可以过悠闲的日子，但是他没有，却“改行”以满腔热情投身到出版界，为开辟另一片天地努力拼搏，这就是我国天文学家、著名科普作家卞毓麟教授，他从中科院走到出版社，由作者变成编辑。
他少年时代就爱看一些关于大自然的书，其中一套叫《幼童文库》的令他至今都记忆犹新，那套小小的“百科全书”什么都有，每本书都很薄，但每张纸倒是厚厚的，彩色的图画很美丽，书中说到地球绕着太阳转，月亮绕着地球转，还有水星、金星、火星、木星等行星。少年的他就爱上了天文学，凭着对天文学的浓厚兴趣和优秀的学习成绩，如愿以偿的考上南京大学的天文系，毕业后分配到中国科学院北京天文台工作，从事天体物理学研究，发表学术论文和科普著译的目录就达30多页。
卞毓麟从事科普创作20多年，参与编著、翻译的科普图书有70余种，发表的科普文章约400篇，累计字数近400余万。他的读者从刚识字的娃娃到非本行的科学家都有，读过《语文》课本中那篇饶有趣味的短文《月亮——地球的妻子？姐妹？还是女儿？》的中学生们，都能说出“卞毓麟”。他的科普佳作不仅熔科学性趣味性于一炉，且极富人文色彩，如《恐龙·陨石及社会文明》、《“水调歌头·明月几时有”科学注》、《莎士比亚外篇》等，无不描绘着科学与文化一个个闪光的交点。他曾多次获得表彰，中国科普作家协会表彰他为“建国以来，特别是科普作协成立以来成绩突出的科普作家”；在1996年的全国科普工作会议上，他又被授予“全国先进科普工作者”的称号。
卞先生历来认为“科学家作为科学传播链中的发球员，奉献于科普实属责无旁贷”。他坚持不懈地通过各种途径努力向公众宣传科学知识、科学思想、科学方法和科学精神，社会效果显著。他认为现代人时间紧迫，社会公众需要了解新的科学进展，但又没有时间来啃一本本大部头的书，除了撰文著书外，还常在各种场合作科普演讲。早年他曾在海拔5000米的喀喇昆仑山上向边防战士讲解天文知识；1997年赴漠河观测日全食途经哈尔滨时，曾给当地近2000名中学生作关于日食的科普报告；同年中秋节，他又给1700名中学生讲了火星探索的最新进展。他曾是北京市教育局和北京市科委聘请的首都青少年校外科技导师，以及北京市三所中学的科技辅导员。
有名望、有成就的他为什么“改行”呢？他说，科学宣传与科学普及做得好不好，对社会进步影响很大；中国的科学普及宣传实在还太少，这真是科学资源的浪费。现在投身到出版社，可以更有效地把更多优秀作品推向社会，传送到读者手中。他还讲了一个小故事：20世纪20年代，有一位著名的登山家攀登珠峰，快到峰顶时，被狂风刮走，从此失踪了。在他开始登山之前，有一位女士问：你为什么非要爬那座山？探险家说：“因为它在那儿”。卞毓麟说科技出版事业就在那儿，就是需要人去干。
曾经有朋友劝过他，“改行”当编辑不值得，但他不认为这样。他说，有很多选题策划，都来自于编辑，一名优秀的编辑应该成为使人们的精神生活变得更美的“时装设计师”。他还说，作为一名科普作家，每年写上一两本、甚至三本书，能写好，已很不容易了。现在由他组织、从他手里编辑加工出去的好书，一年可能是5本、10本甚至更多。对整个社会而言，很难说这样做的贡献不如以前，实际上，很可能是贡献更大了。
他的同事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的副社长张英光说，卞教授来到上海科教社后创建了该社的版权部。在短短的2年多时间里，他与版权部的同事们齐心协力，推出了在社会上引起很大反响的“哲人石丛书”，现在已成为图书市场上的热门品种。张社长还说卞毓麟为策划“名家演讲录”丛书分秒必争、殚精竭虑，如今这套别具一格的科普精品已经出了20种。他对培养年轻编辑也很用心，每当版权部来了新人，他都会向新来的同仁送上一本老出版家叶至善先生著的《我是编辑》，并亲笔写上“向至善老学习，与某某人共勉”的话语。他也十分乐意介绍年轻同事认识他的科学家和科普作家朋友们，还经常同年轻编辑交谈如何约稿的心得。看到年青人的迅速成长，他感到由衷的高兴。
科学时代需要更多像他那样对科普事业一往情深、不断奉献的科技和出版工作者。
